Gorsuch的司法遗产：被高估的“原旨主义”复兴？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尼尔·戈萨奇（Neil Gorsuch）自2017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来，常被保守派阵营誉为“原旨主义”（Originalism）的坚定旗手，其司法哲学被描述为对宪法文本和历史含义的忠诚回归。主流叙事强调他如何延续斯卡利亚的遗产，在判决中展现严谨的文本分析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克制。然而，这种描绘是否过于简化甚至理想化？我们有必要质疑：戈萨奇的“原旨主义”实践是否真的如宣称那般纯粹一致？

首先，原旨主义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理论。历史溯源显示，其内部存在“原初意图”（original intent）与“原初公共含义”（original public meaning）等分支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。戈萨奇虽自称遵循文本和历史，但在具体案件中，如Bostock v. Clayton County（2020）中，他出人意料地加入自由派阵营，裁定1964年《民权法案》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。这一判决被保守派批评为“文本主义过度扩张”，背离了立法者原意。这是否暴露了原旨主义在应对社会变迁时的内在矛盾——当文本字面含义与历史背景冲突时，法官的个人解读如何避免沦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动主义？

其次，戈萨奇的司法记录中存在逻辑漏洞。他常强调“司法谦抑”（judicial restraint），但在涉及行政权限制的案件中（如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v.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，2020），他却支持对政府机构行动进行严格审查。这种选择性“谦抑”是否反映了意识形态优先于原则？从历史角度看，原旨主义在20世纪后期兴起，本身是对沃伦法院自由主义判决的反弹，带有政治策略色彩。戈萨奇的实践是否无意中延续了这种工具性——用历史外衣包装当代价值判断？

另一种可能

如果我们跳出“保守 vs 自由”的二元框架，戈萨奇的司法哲学或许可被重新解读为一种“实用主义原旨主义”。历史溯源表明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学说从未静止：从马歇尔的民族主义，到洛克纳时代的经济放任，再到沃伦法院的权利扩张，每次“回归传统”实则都是对新挑战的适应。戈萨奇在McGirt v. Oklahoma（2020）中坚持条约权利的历史含义，看似原旨主义胜利，却可能暗含对土著社群长期不公的补救——这提示我们，历史解释本身具有多重性，法官的选择性援引往往服务于更广泛的正义观念。

此外，技术与社会变革给原旨主义带来深层挑战。在涉及数字隐私（如Carpenter v. United States，2018）、网络言论等新兴领域，18世纪的宪法文本无法提供直接答案。戈萨奇虽未主导此类判决，但其方法论是否足以应对算法治理或人工智能伦理问题？历史脉络显示，普通法传统本就依赖渐进适应；或许，真正的“忠诚”不是机械复刻历史，而是如霍姆斯所言，让宪法成为“活着的文件”，在变化中保持核心原则。

面向行业专家，我们需更细致的数据分析：统计戈萨奇与其他“原旨主义”大法官（如托马斯、阿利托）的投票一致性，可揭示理论内部的张力；考察其判决对社会指标（如企业监管、个人权利）的实际影响，能评估司法修辞与现实效果的差距。最终，质疑不是为了否定，而是为了更清醒的认知——戈萨奇代表的或许不是历史的回归，而是司法哲学在新时代的又一次演变，其中混杂着文本、历史、策略与不可避免的人为判断。

独立思考要求我们拒绝标签化。戈萨奇的遗产尚未定型，但其案例已提醒我们：任何宣称“绝对客观”的司法理论，都需在实践熔炉中接受检验。在科技重塑社会的今天，法官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、文本与语境，将是比派系之争更值得深思的命题。